听说明年的授课节数会大幅减少，所以我开始寻找可以兼做的工作。
但是，在时间表确定之前，我根本不知道自己能工作多少时间，因此很难轻易找到合适的工作。
我会担心很多事情：
比如，如果有一天只有第二节课和第七节课怎么办？
如果要负责四门科目，备课时间会变长，那我可能根本没有余力再做其他工作。
像这样的问题数不清。

对我来说，一边做家务、一边处理孩子的事情，再工作的话，兼职讲师的工作刚刚好。
但是，每年三月底，我都会不得不对来年的工作方式感到不安。

于是，我先去注册了一个派遣工作，觉得再有一份工作可能比较好。
很快，负责的人就打电话给我，说：“如果每周工作20小时，就可以加入社会保险，所以最好每周工作四天。”
我听了很惊讶。
他们还说，如果选择不加入社会保险，就需要提供“家庭年收入在500万日元以上的证明”。

这些也许在社会上是理所当然的事。
但对我这个长期只做兼职讲师的人来说，却是非常震惊的事实。

学校的兼职讲师，无论工作多少，都无法加入社会保险。
也许理论上可以，但实际上存在让人无法加入的制度设计。

兼职讲师的劳动时间，只按授课节数来计算。
比如一周8节课，就算作一周工作8小时。
因此，我最多只被安排过一周19节课。

但实际上，我每周的工作时间轻松超过20小时。
因为我需要在课前课后准备、空堂等待、处理学生事务、检查作业、制作试卷、批改试卷、记录成绩、参加成绩会议等等。
即便如此，在制度上我仍被视为“短时间劳动者”。
这是一种像是利用制度漏洞的雇用方式。

另一方面，派遣工作会积极地和我一起讨论“怎样才能加入社会保险”。
当我看到这种差异时，我深刻感受到：在对劳动者的关怀上，学校这个工作场所被放在制度的外侧。

我喜欢兼职讲师的工作，现在的学校也很适合我。
但是——

• 无法加入社会保险
• 每年授课节数都会变化，收入不稳定
• 不可避免地会产生大量课外工作

这些结构性的“不稳定”，一直在我心里挥之不去。

还有其他让我在意的事情。
例如，不管在哪个县工作，兼职讲师都是兼职讲师，但有些县会为制作试卷等课外工作支付报酬。
而我现在的学校，无论做多少课外工作、做多少份试卷，都不会支付任何报酬。
而且负责多少份试卷，也取决于一起搭班的正式老师。

相反，也有比我现在所在县待遇更差的地区。
明明都是“老师”这份工作，却因为自治体不同而有巨大的差距，这让我觉得很奇怪。

在社会上，针对非正式雇用的友好制度正在逐渐增加，
但学校却依然停留在昭和时代的工作方式。
明明说教师短缺已经很严重了，兼职讲师的待遇却完全没有改善。
甚至因为“五年限制”，可以说变得更糟了。

每到年度末，我都会想：是不是应该重新考虑作为兼职讲师的工作方式？
但同时，我也觉得：我的生活平衡，正是因为兼职这种工作方式才得以维持。

社会保障本来就是为了保护劳动者而存在的，
无论是哪种工作方式，都应该让所有人都能加入。
生活方式因人而异，因此多样的工作方式也应该被保障。
即使是短时间工作的人，也同样在支撑着社会。

学校是把孩子从家庭送向社会的“管道”一样的地方，
但在这里工作的大人，却始终有一种被社会隔离的感觉。